社会阶级、资本主义与乔治·弗洛伊德的谋杀

作者: Niles Niemuth
2020年8月3日

英文原文于2020年6月11日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在反对警察暴力的强烈抗议持续了两周之后,乔治·弗洛伊德的葬礼于周二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举行。当他在四位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务人员手下被谋杀的视频放出之后,这些抗议随即爆发。

在美国的每一个州,以及在全球的几十个城市,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激励着这些团结了每一个种族和民族的抗议者的自发性示威的,不仅仅是对于警察们谋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的压倒性愤怒与厌恶,而是更广泛的对于渗透了美国社会所有角落的残忍、不公与不平等的愤怒。

数百万年轻人与普通工薪阶层在美国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共同的经历,构成了对于弗洛伊德临终的痛苦所形成的的爆炸性回应的基础。

这些示威表达出了对根本性改变的强烈渴望。在这场运动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警察暴力是一种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的表现,这些问题根植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中,也根植于财富极端集中在人口的一小部分手中这一事实里。这种逐渐增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向着社会主义与明确抗拒资本主义的方向趋近,而这让统治阶级感到害怕。因此,统治阶级会尽其所能将这场群众运动导向一些他们在政治上能够有所掌控的渠道。那些主导着所有关于警察暴力与乔治·弗洛伊德的谋杀的官方讨论的中种族叙事,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功能。

统治阶级对于弗洛伊德之死所作出的回应的不同阶段,是值得我们来回顾一下的。

对于弗洛伊德之死,最开始的回应是典型的、用于所有警察谋杀案的掩饰。所有参与其中的警务人员都没有被起诉或是逮捕。而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他死亡的视频打破了这种这只是又一起在警方拘留下死亡的叙事,并且引燃了本就一触即发的愤怒。

对于对弗洛伊德的谋杀的回应是一夜接着一夜的抗议,最开始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然后蔓延到了全国。在整个政治建制经历了对此最初的震惊之后,统治阶级以发动国家机器的全力作为回应。警察们殴打抗议者,使他们致残,射出一发接着一发的催泪弹、烟雾弹、橡皮子弹、豆袋弹和胡椒喷雾。和平的抗议者被诬蔑为暴徒和抢劫者,而记者们被有针对性地袭击和逮捕。超过一万人被逮捕——其中大多数是因为违反了民主党市长们设下的宵禁——几百人受伤,且很多人在猛烈的进攻中被杀死。在几十个州,国民卫队被派遣去协助镇压。

镇压的高峰发生在华盛顿DC,在那里,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试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至少目前来说,他的这个计划失败了,但这不是因为来自国会的反对(国会里并没有反对的声音),而是因为军队中的一部分害怕这样不成熟的干预会引发暴力的反抗和一场内战,但五角大楼还并未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在这样一个不能稳定的局势下,民主党、主流媒体和大公司纷纷换挡,转向同化阶段,试图把那些促使年轻人走上街头的问题用一种更适合统治阶级的方式来重新构架。种族歧视在警察暴力中所扮演的角色被放大,以此来淹没其他所有的社会问题。

弗洛伊德的葬礼虽然是一个让他的家人和与他站在一起的公众来表达他们真挚的悲伤的场合,但是这场葬礼却被政治建制的一部分以及黑人资产阶级恶意操控着,来误导和缴械其引发的公共舆论。

民主党推定的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以及政治滑头阿尔·夏普顿,都在葬礼仪式上进行了大肆宣传,把警察暴力解释成一个从根本上来说关乎种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温和的改革来解决。对于特朗普总统和国家机器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抓住这次抗议的机会、准备用一场政变来推翻宪法这一事实,他们两个都没有任何表示。

夏普顿很不诚实地声称,如果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受害者是白人,而警察是黑人的话,那么这些警察就会被毫

犹豫地逮捕和起诉。拜登则宣称,弗洛伊德的谋杀是“结构性的虐待”的结果。

如果任何人代表着结构性的虐待的话,那就是拜登了。犯罪、冷漠和反动是他过去将近50年的政治生涯的标志。他是民主党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人物,起草了1994年的《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这个法案加速了对主要是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监禁,并扩大了死刑的规模。作为巴拉克·奥巴马的八年的副总统,拜登是这个将上亿美金的军事装备配发给警察、并洗白了一个接一个的警察杀人案的政府的一部分。

拜登拒绝了那些“削减警费”的呼吁,反而提出要提供3亿美金的额外的联邦基金,用以“重新振兴”警察,并帮助实施一些非常有限的改变,比如更多的随身摄像头、一个全国性的使用武力的标准、以及更多少数族裔的警察。他也在呼吁要将社会服务人员整合进警察之中,用以响应和精神健康、滥用药品以及无家可归者有关的紧急呼叫,这正是强行让社工成为执法部门的一部分。

拜登之前在民主党初选中的对手伯尼·桑德斯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星期二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采访里,桑德斯对于“废除警察”或者“削减警费”的呼吁表示反对,反而呼吁给警察更多的资金和训练。在他长长的采访中,桑德斯避免在任何时候提到“政治革命”(他之前的竞选口号)或者“亿万富翁阶级”。他和拜登现在的立场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在所有这些主流媒体和来自政治建制里的评论都没有提及的,是构成警察暴力和大规模爆发的群众抗议的现实基础。

没有人提到每年有超过1,000人被警察所杀这一事实,平均每天有三个人被杀,而占其中大多数的并不是非裔美国人。没有人提到,西班牙语裔工人和其他人的困境,作为特朗普针对移民的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他们中数以千计的人被围捕。没有人提到因为COVID-19大流行病而困扰全国的历史性的失业率,也没有提到因为特朗普政府和国家谋杀般的政策而死亡的114,000人。

同时被推到一旁的,还有关于美国无休止的战争的问题,以及海外战争和国内军事化的警察暴力之间的联系。在1960年代,有一个事实被广泛理解——美国帝国主义在国外的暴力是和国家机器在国内的暴力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而这个事实,连同那些有据可查的在警察、军队、和对镇压民众所做的准备之间的关系,现在一并被忽略了。

对于资产阶级的政客来说,嘴上讲着诸如“白人至上主义”和“结构性种族主义”这样的词汇是容易的,但是有一个词是不能提的:资本主义。一定不能仔细考察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过程,那些为弗洛伊德和很多像他一样的工人的死亡创造了条件的、在过去几十年里累积起来的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现在反而又出现的是对于空洞改革的呼吁,而这些呼吁早就在过去的50年里听过一遍又一遍了。

民主党与他们在媒体、伪左派和学术界中的附庸们的目标是用对抗“白人的脆弱性”这样的陈词滥调来麻痹公共舆论,并以此来确保警察暴力与更广泛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不会以任何重要的方式被提起。这些被中产阶级学术界发展出来、现在又被民主党使用的诡辩的论点的目的是消解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过失,把警察暴力呈现为不可救药的种族歧视的社会带来的结果——而白人工人正尤其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化身。

过去两周里的示威都是多种族和多民族的,席卷了这个国家的每个部分,击溃了那些说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的论调。

菲洛尼斯·弗洛伊德,乔治·弗洛伊德的哥哥,昨日在国会前作证时雄辩地呼吁大家注意这场因他的死亡而产生的团结的国际性运动,“乔治呼救过,但是他被忽略了。请听听我现在向你们发出的呼喊吧,听听我们家人的呼喊吧,听听那些回响在世界各地街头的呼喊吧。所有背景、性别和种族的人们都站到了一起来要求改变。”

工人和年轻人们必须要认识到,统治阶级使用的种族叙事不能解释任何那些美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社会主义平等党(Socialist Equality Party, SEP)寻求将反对警察暴力和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与一场整个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贫穷、战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立的政治运动相联结。现在这里有着建立一场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潜力。但是,广大工人与青年在政治上激进化的进程必须转变成一场有意识的、革命性的、为社会主义而战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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