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谋杀案发生一百年

2019年5月10日

英文原文于2019年1月15日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今天是世界历史上最可怕和最重大的罪行之一的百年纪念日。 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Garde-Kavallerie-Schützen师自由军团(Freikorps)的士兵逮捕了两周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PD)两位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士兵们将他们运送到伊甸园酒店,在那里他们遭受酷刑,然后被带走并被谋杀。

48岁的罗莎·卢森堡是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她因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支持战争的政策的尖锐抨击而获得恶名,并且是社民党革命派和后来斯巴达克斯联盟无可争议的理论领袖。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是社民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儿子,与卢森堡(Luxemburg)同龄,不可调和地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他作为社民党议员反对他自己的政党,拒绝战争公债,并且尽管遭到迫害和镇压,仍然为反战而战斗和鼓动的勇敢和决心,赢得了数百万工人的尊重。在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中,他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战斗。在11月9日的群众集会上,他宣告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在伊甸园酒店门厅身体虚弱的罗莎·卢森堡被一把步枪的枪托击倒,然后被带上一辆车并在那里被枪杀。她的尸体被扔进Landwehr运河,几个月后才被找回。卡尔·李卜克内西在蒂尔加滕公园被三次近距离射击处死。媒体随后报道说,李卜克内西在试图逃跑时遭枪击,而卢森堡被一群愤怒的暴徒私刑处死。

对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野蛮的谋杀标志着反革命暴力的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资产阶级国家无情地镇压了社会主义反对派,例如1871年的法国,在巴黎公社被镇压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以大规模处决的方式对革命工人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但是国家机关,在没有经过审判或法庭判决的情况下,谋杀革命政党的领导人还是一种新现象,并开创了让其他人效仿的先例。甚至专制的沙皇政权一般也不过是将社会主义反对派驱逐到西伯利亚。

因此,德国统治阶级从俄国革命中汲取了教训,其中主观的因素,即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作用,在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方面是具有决定性的。在谋杀案发生之前的几天里,印有“杀死他们的领袖!”的口号的传单在柏林散发。谋杀是经由国家最高层的批准而进行的。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负责帝国防卫军的部长,且是社民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下令将以残忍暴力而臭名昭著的Garde-Kavallerie-Schützen师部署到柏林来反对革命工人。在1918年的血腥圣诞节期间,他们向参加反抗占领了柏林城堡的水手发射炮弹并残酷的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

当一个军事法庭于1919年5月宣判释放那些直接参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谋杀的军官无罪时,诺斯克亲自签署了无罪释放。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作为Garde-Kavallerie-Schützen师的领导发出了谋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命令,从未受到指控。他能够在纳粹和战后的联邦共和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并且他在1970年去世时是一位富有军火商。

直到今天,社民党仍在争论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谋杀事件的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帕布斯特在杀戮发生之前就通过电话与诺斯克进行了交谈。帕布斯特后来在多个场合上证实他获得了诺斯克的批准。正如在一封在他去世后才被发现的,1969年写就的信里所说,“很明显,如果没有诺斯克的支持—以及幕后的艾伯特—我没有任何实施这项行动的可能性,而且我必须保护我的军官。但很少有人理解为什么我从未被要求作证或被指控犯罪。作为保王党成员,我在与社民党合作的事情上保持沉默五十年作为我对当时社民党的行为的认可。“

统治阶级不得不杀死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以阻止革命—在十一月期间像野火一样在整个德国蔓延—推翻资本主义,如同在俄罗斯那样。在革命的最初几天就投降的霍亨索伦政权无法被拯救。但这只使支持它的基础—工业和金融资本,大地主,军官团,反动的司法,警察和行政机关 - 更加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

为此,他们呼吁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918年11月9日成立一个新政府。在过去的四年中,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社民党证明了它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无条件忠诚。艾伯特立即与陆军总参谋部结盟以镇压革命。

因此,第一次革命浪潮被血腥镇压了,但这决没有解决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直到1923年10月,当德国共产党错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革命机会并在最后一刻取消已经准备好的起义时,不断变化的阶级冲突和革命机会爆发了。

此外,随着1918 - 1919年年初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克服社民党的背叛和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中间路线(centris)政策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17年初由拒绝支持战争公债因而被社民党驱逐的代表成立。尽管如此,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18年参加了艾伯特政府并担任了左翼遮羞布。

由罗莎·卢森堡撰写的德国共产党创建计划毫无疑问的表明,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力争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来取代霍亨索伦政权,而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在11月9日,霍亨索伦政权被驱逐出局, 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被选举了出来。该计划指出,“但霍亨索伦斯们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地主们的傀儡。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对世界大战负责的真正罪犯,在德国如同在法国,在俄罗斯如同在英国,在欧洲如同在美国。所有国家的资本家都是大屠杀的真正煽动者。国际资本是贪得无厌的上帝巴尔 (Baal),数以百万计又数以百万即的冒着蒸汽的人祭被投入了它血腥的大口中。“

该计划强调,可选择的替代方案不是改革还是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或野蛮残暴。 “世界大战使社会面临决择:要么是资本主义的延续,新的战争,和即将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要么是废除资本主义剥削。 ......“共产党宣言”的话是书写在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摇摇欲坠的地基之上的墙上的炽热的文字:社会主义或野蛮。”

卢森堡的警告将在十四年后得到确认。魏玛共和国不是胜利的民主革命的产物,而是反革命暴力的产物。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谋杀事件开启了一个最终导致纳粹掌权的发展。纳粹们依靠的是经由埃伯特政权救的和加强的那个相同的社会力量。希特勒的准军事的冲锋队就是在自由军团之中形成的。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部分悲剧在于他们低估了对手的反革命决心。否则他们会采取更好的程序和安全措施,以避免落入绑架者的手中。

其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的死亡对德国共产党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它阻碍了这个年轻的党—在两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25万人的组织—内部必要的澄清和巩固过程。它也在关键的革命形势下削弱了党。例如,有很多证据表明,如果罗莎·卢森堡或卡尔·李卜克内西作为党的首脑而不是犹豫不决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那么德国共产党将在1923年10月掌权。

如果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1919年幸存下来,不仅德国历史,而且世界历史也会有所不同。德国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使苏联摆脱孤立,从而消除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斯大林崛起的最重要因素。

同样,如果是在不妥协的国际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领导下,德国社民党不会做出后来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屈服于斯大林的民族主义路线,或支持他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这为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铺平了道路。他们会拒绝斯大林和他的德国代理人台尔曼,争取与 “社会法西斯”社民党结成反纳粹的统一战线,从而使工人阶级分裂并瘫痪。根据德国共产党它有数十万成员和数百万选民—的正确政策,工人阶级可能阻止希特勒掌权,。

在她去世一百年后,许多政治派别试图通过将罗莎·卢森堡描绘成左翼改革派或女权主义者来利用罗莎·卢森堡。

左翼党的领导们,他们的政治观点,比起卢森堡的,更接近于诺斯克和埃伯特的政治观点,他们今年再一次前往这位不可调和的革命者的坟墓进行朝圣并献上了红色康乃馨。柏林的文化参议员,左翼党的克劳斯·雷德尔告诉Zitty杂志,卢森堡“将社会变革理解为一个全面民主化和转型的过程,并试图使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商业,民主化。”在纪念德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一份声明中,左翼党的历史委员会声称随着卢森堡的谋杀,将“德国共产党发展成一个不遵循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被消除了。

实际上,卢森堡是左翼党所称的“左翼社会主义的”政策的无情反对者。她的著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对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以即其他这些政策的代表们的激烈抨击,当阶级斗争加剧时,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处于资产阶级一方的街垒。

以下这个例子是红旗(Die Rote Fahne)报纸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艾伯特政府三周后发表的一篇文章:

“独立的社会民主本质上是软弱的孩子,妥协是其存在的本质......它总是在事件和发展的背后徘徊;它从来不带头......任何导致群众困惑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模棱两可......所有资产阶级蛊惑人心的措辞,是展开的用以掩盖赤裸裸的,轮廓分明的事实的面纱,[在此]找到了对他们的热切支持......

“一个如此构造的党,突然面对革命的[要求它作出]历史性的决定[的现实],不得不悲惨地失败......在使社会主义目标最终成为当今切实可行的任务的时刻,革命无产阶级阵营和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公开的和伪装的敌人之间的最尖锐的,最不可阻挡的离婚是最高的职责,独立党急忙与最危险的反革命前哨基地建立了政治伙伴关系,来迷惑群众并且加快背叛。

这些词也可以用来形容左翼党,但是,它比独立社会民主党还要右翼得多。

许多评论家不得不承认,卢森堡会蔑视现在在小资产阶级圈子中流行的女权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身份政治。正如埃尔克•施密特在“明镜周刊”中所写的那样,“当前对不利地位的坚持,无论是因为出生还是性别,地位还是宗教,都会使她感到无聊。”对于卢森堡来说,克服一切形式的压迫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

卢森堡逝世一百年后, 使1914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暴力的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矛盾再次爆发。民族主义,贸易战和战争主导着国际关系。在国家的明确或隐蔽的支持下,极右翼和法西斯势力在许多国家都处于攻势。在德国,难民政策由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决定,在这个党的队伍里,瓦德马尔·帕布斯特会感到归属感。在军队中,警察和情报机构,右翼极端主义网络都很活跃,并得到国家最高层的支持和掩护。

这使得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遗产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卢森堡在1918年提出的那样,社会再次面对“要么是资本主义的延续,新的战争,和即将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要么废除资本主义剥削。”人类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和基于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工人阶级政党。今天由国际委员会领导的第四国际及其各部分,即社会主义平等党,是包含这些传统的唯一政治派系。

彼得•施瓦兹